科斯《变革中国》读书笔记

1.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这一章主要讲述了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探索，包括与苏联结盟，“一五计划”，“大跃进”等一系列经济大事件。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

他引导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从一个被战乱和贪腐蹂躏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统一的人人平等、没有饥荒的国度；他让中国重新找回了民族骄傲感和自信心。

毛泽东坚信，只要中国人民能够将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把智慧和热忱投入到集体建设中，中国必定能够摆脱贫困，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昂首前进。 【其实，这多少有点违反人们的常识。人们不太可能自发地为一件事情一起用力，毕竟每个人的想法和追求不同，正所谓众口难调。】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斯大林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尽管蒋介石认为苏联模式并不适用中国】，然后建国后，毛泽东急切地需要找到一个政治和军事联盟，出访苏联与斯大林建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五”计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并得到了苏联在资金和技术的援助。

• 土地与农民

集体化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工人和单位也被绑在了一起。

这就造成参与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小单位丧失了自主权和自由性。

如果说中国的农村在公社的管制下变得更有秩序，那么唯一不变的，则是无所不在的饥荒。

这种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户籍制度的限制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一个社会的活力就在于人们的流动性，这是社会经济方向的指向标。因为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会顺着有利的方向的流动。而传统的（明清后期所形成的）小农经济是一种静态的经济模式。男耕女织，一个人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这样的社会完全没有活力，这也是中国字盛唐之后开始落寞的原因。

• 知识阶层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受过良好的教育的精英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处于社会的中心，他们一方面为政治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士大夫阶层，在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值得称赞的是，科举制（包括武举）为普通人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供了有效途径。】

• 集权主义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在农村和城市的渗透程度让以往的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相形见绌，而完成社会主义改在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要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时期都更为集权。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阐述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重要性，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一个意外结果就是：毛泽东可以无须经由中央各部级传达而直接与省级政府接触。这实际上并没有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反而变得更加中央集权。

毛泽东实行地方分权并不允许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毛泽东也不认为有此必要。

• 一场人为的悲剧

  “大跃进”被广泛认为是毛泽东造成的第一轮政策灾难，完全是一场人为的悲剧。毛泽东认为公社食堂是共产主义的预演，在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农民可以随心所欲地进餐，不受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可想而知，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像明天不再到来，只争朝夕，尽情用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给北京一份满意的考卷，“浮夸风”逐渐在各地流行起来，粮食产量一个比一个惊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历史课本上的所讲的1959年-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那哪是什么自然灾害，完全是一场人为的悲剧。“天作孽，尤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实际上，在1958年实施地方分权之前，中国就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果性缺陷，如果没有这些缺陷，“大跃进”很可能不会发生，也不会造成饥荒致使数千万人丧生。这些缺陷包括：反市场化，剥夺居民迁移权，垄断媒体以及激进的反智主义。【现在看来这些缺陷有违常识，但是在某种意识形态下这些缺陷的出现又是必然。】

“大跃进”的悲剧说明了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认知态度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只有在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全知全能、通晓一切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

正是社会这样的复杂性结构和环境，缺乏全知全能，市场经济才得以发生。

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发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哈耶克

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度的认知基础假设之上：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

• 文化大革命

  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要打破为自己服务的政府官僚体系，让人民当家做主。然而，党内政治斗争的激化，加上阶级斗争思想的延续，使得“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上比“大跃进”更为激进。

  红卫兵，除四旧。年轻无知的叛逆精神一旦披上了革命的外衣，被扭曲、放大而恣意妄为，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暴力运动。与此同时，让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总体而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基本上白手起家，打造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工业基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凋零破败，经济支离破碎，政治迷惘失向，整个国家都在曾经笃信不疑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艰难匍爬。

  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个困苦不堪的烂摊子以及一个漏洞不出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他的留给继任者的问题。

2.惊心动魄的转折

这一章主要讲了毛泽东之后，华国锋和邓小平通过努力，将中国人民中激进的阶级斗争中拉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也意识形态转到经济建设。

• 走出激进理想主义

  1976 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1日，华国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逮捕“四人帮”。在共和国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华国锋竭力避免了共和国又一次坠入内斗的泥潭，成功地将中国带离了毛泽东的激进理想主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而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贯彻毛泽东的思想被认为是华国锋领导权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在这样的困境下，华国锋并没有阻止新一轮的以他为中心的个人崇拜，以为这样可以巩固其领导地位，结果反而失去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从策略上讲，华国锋走的是传统的路数**。

因为华国锋相信只有保护毛泽东的声望，才能保护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造成了“两个凡是”的诞生。

• 实用主义的胜利

1978年5月10日，第60期《理论动态》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挑战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奉行的盲目崇拜毛泽东的政策。

经过广泛讨论，这场辩论最终以**实用主义**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它冲淡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时甚嚣尘上的极端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意识形态专制。

20世纪70年代末70年代初，邓小平就不断地重申将党内民主纳入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尽管当时他更倾向于**允许党内有不同的声音，而不希望看到多党制**。

紧随政治变革而来的是迅速的经济变革。

• 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最早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提出。1976年，华国锋着手重启四个现代化，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阻止邓小平占得先机。

  ”文革”中失去权利的邓小平，曾到江西省一个偏僻的拖拉机厂工作了数年。远离政治中心的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使他越来越确信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荒唐。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便可以努力开展拨乱反正运动，尽最大努力将意识形态从激进主义从中国经济中剥离出来，重新将四个现代化作为政府的工作目标。

  邓小平在1974年到1975年的纠正经济运动具有如下特点：

  1）政府执行了大量的实用性政策。曾经被称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的私营经济和其他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的经济活动的限制得到逐步放松。

  2）邓小平认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是保全社会主义的最佳途径。在当工人的日子里，他认识到饥饿和贫困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3）邓小平在拒绝毛泽东激进的阶级斗争观的同时，和毛泽东一样对中央集权缺乏信任，竭力拥护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

  • 洋跃进

    “洋跃进”运动与1977年底正式开始。评论家一般认为，十年规划的缺陷在于它的目标过于宏伟以至于无法实现，和“大跃进”如出一辙。整个改革由过国家主导，投资驱动，并着眼于重工业。

“洋跃进”对其后的经济改革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一个先例，中国第一次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贷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在1977年以前，中国一直以一种极端敌视的态度来看待海外资本。《人民日报》也在1977年1月2日发表针对外资的禁令。转折发生在1978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决定选择性地利用外资振兴中国经济，并获得了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肯定。

直到1976年底，”商品的生产和自由流通“才正式合法化。

• 开放南大门

  泥腿子进大都市。198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席间中国官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告诉我们，在美国，到底由谁负责物资分配？“

  香港和澳门成为中国代表团最先方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访问后带回来的建议就是：设立经济贸易区。

毫无疑问，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对外接触，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交流，成为中国重新审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人总是困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为那里就是天下，就是整个世界。然而，事实并不是，只有在不断地对外交流，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

改革开放后，产自港台、日本和世界各地的消费品迅速流入中国大陆市场，第一次呈现在中国大陆消费者的眼前。

【区别】”洋跃进“和改革开放的区别

“洋跃进“中，引进的西方先进技术仅仅只在部分国营企业中；而改革开放的模式中，现代科技以进口消费品和资本引入的方式呈现在全社会消费者和所有生产企业面前。

• 《公报》

  中国政府究竟做对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被视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和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的序曲。

  《公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迫切要求。

“全会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如果没有这个方向的改变，邓小平那句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将成为一句空话。

尽管《公报》并没有绘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经济蓝图，其政治智慧体现在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全国人民引向经济建设。就经济方面而言，《公报》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具体措施。*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种幸运，因为当时中国领导人极度缺乏信息，他们制定的任何具体措施都只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伤害*。

3. 市场体制的改革起源

本章主要讲述了促成中国市场体制改革的::四大边缘革命::。

中国市场转型的伟大成就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心策划的结果，相反，是市场经济转型本身提升了会议的历史意义，使其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

• 权利的过于集中

  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权利过于集中。在中国，顾准和孙冶方是最早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最先强调经济原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中国学者。两人都认为，国营企业应当是自主逐利的经济实体。

  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代表中国政府官方立场的社论，文中强调”当务之急，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因此，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而国营企业”放权让利“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

  国营企业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企业缺乏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二是支离破碎的产业结构。国营企业无法决定生产的产品和数量，没有自主招工权，甚至连员工的工资都由国家说了算。除了名义上的概念外，国营企业和”企业“二字没有任何联系。

  1980年末，为了确保企业管理者拥有切实的自主权，并对其职责进行详细划分，经营承包制 被引入改革。【企业经营承包制借鉴了农业领域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此后，国营企业在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后，可以自行决定生产计划。”双轨制”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产物，是中央计划和市场一同协调国营部门生产的共生物。

• 边缘创新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

在国家主导的经济改革陷入停滞之时，真正有突破性的改变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暗流涌动。

边缘革命之一：农业去集体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真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即农业去集体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下而上展开的。据记载，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是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一个名为”九龙坡“的小山村。然而，比九龙坡更知名的则是安徽小岗村实行的改革，也是教科书式的典型范例。值得注意的，小岗村改革的发起人不是地方干部，而是**农民自己**【九龙坡改革的发起人是地方干部】

这种[“农业学大寨”以及”以粮为纲“]政策是具有破坏力的缺陷在于，它不加判断地将大寨模式强推至全国。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农业特点，并不是一个地方的模式就完全适用于另一个地方的农业发展。这种大寨模式的推广一方面说明了政府信息不全面，决策缺乏常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农业。】

去集体化被认为直接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因为集体所有制普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尽管，它并不是一种好的经济制度】

经过政府内部的激烈讨论，包产到户于1982年1月正式被政府批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承包制并不是指一种形式，而是多种非集体耕种形式的一种统称。集体耕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管理的一种极端形式，有生产队组织，把家庭当做”雇员“进行农业生产；而包产到户是另一个极端，每个家庭以私人形式各自管理农业生产，，生产队在其中仅仅扮演”地主“的角色。两者之前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承包制形式，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限定住了。【实际上可以多元化，像著名的天津大邱庄和江苏华西村仍保留了集体耕种模式，也获得了良好发展。】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种”一刀切“[政府仅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耕种模式]的政策毫无疑问是一次倒退。

在技术革新层面，一个新技术的诞生，往往会让过时的技术黯然失色，甚至将其挤出历史舞台。然而，制度的转变则是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制度是多层面的，由于过于复杂，任何单一的纬度都不足以衡量其优劣**。**一般而言，保证制度的多元化是更为可取的方式**。

组织的多样化——包括它们的形式和行为的方式——正是构成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需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的重要来源。

对于一个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而言，国家手中的批准权仍然至关重要。**农民和国家，前者拥有系统的地方知识和经验，后者则是唯一有权将一纸自愿协议转化为社会制度的合法机构，两者的结合最终成就了制度变迁**。

如果制度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差异很大，而制度多样性又是必要的话，多样性的流失很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甚至致命的问题，决定制度变迁成败的关键。

边缘革命之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主要是指由乡镇企业带领的农业工业化革命。

在学术文献里，乡镇企业几乎被一致认为是公共或集体财产，为地方政府所拥有和管理。而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私有产权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及规范市场行为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为什么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而国营企业与更高级别的政府关系亲密后得到的反而是相反的效果。

有人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印证了国家在引导经济上要优于市场。【对，很有误导性】

实际上，绝大多数乡镇企业都是私营企业。乡镇企业最重要的优势，也许是它们没有受到那么多来自政府的官僚控制。

**虽然国营企业拥有更好的设备和资金支持，但它们从未像乡镇企业那样能够通过各种灵活的激励机制来鼓励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这才是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区别。企业精神在国营企业中消失殆尽】

边缘革命之三：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起

中国城市改革开放时期的边缘力量也是毛泽东时代各个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遗产。

”上山下乡政策于1978年10月正式终止。大量的知识青年返城，造成了城市就业压力过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鼓励“待业青年”的自谋出路，而当时的“三不“政策——不推崇、不宣传、不禁止——作为折中措施开始盛行。

1981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将个体经济提升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个体经济的崛起终结了集体经济在中国城镇中的垄断地位。在公有制之外，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正在形成。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边缘革命之四：经济特区的设立

• 罗芳村的故事

  在深港两地各有一个名为罗芳村的村庄，而它们背后的故事更耐人寻味。罗芳村原本只是深圳的一个小村庄，在逃港潮时，许多村民偷渡到香港（新界），并定居在了深圳河岸边。由于此处的移民全是深圳罗芳村的村民，于是他们也把新家称为罗芳村。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香港罗芳村村民的收入是深圳他们同乡的100倍。

  1980年8月26日召开的全国人民大表大会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被正式通过。对于政府而言，建立经济特区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政府赋予了特区自主权，并鼓励它们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

  1979年7月，中国政府建立了第一批”出口特区”（即经济特区）。首批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按历史学家所说，这四个地区都是”中国海事区“：历史上长期进行海上对外贸易活动并与海外华人有着密切联系的地区。

  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

  在过去的30年里，深圳从一个人口不足3万人的小渔村转变成拥有超过1400万居民、增长速度全国第一的中国大城市。

  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正式被定为经济特区。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被加入特区名单。

  改革开放前被社会主义制度边缘化的经济力量发起的四大“边缘革命”在中国迅速催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私营部门。**真正让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那些由国家主导的“洋跃进“或企业改革，而是这些民间的”边缘革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的“不争论”原则，都是为边缘革命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土壤。

  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并正式成为下一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指导思想。

4. 社会主义下的市场改革

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

• 国营企业改革的失败

  国营企业的运营受两条指挥线的控制：纵向的指令叫作”条条“，横向的指令则称为”块块“。对所有的产业而言，纵向的指令中中央直属部委一路向下传达到省地市县级对应的主管部门，横向的指令则有地方行政部门传达。

  “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在国营企业展现的淋漓尽致，导致它们丧失了最基本的激励员工和提高生产质量的管理手段。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升自身实力的压力，这是国营企业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 笼中之鸟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陈云认为，在工商业中，*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必须占主体地位，私营经济作为辅助；在生产计划中，中央计划是主体，以市场调节为补充；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政府控制的部分是主体，市场经济则作为补充。【这样做的安排，主要考虑是因为中央的计划经济无法全面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

在陈云的思想中，如果社会主义经济是一只鸟，那么负责制定经济计划的政府则是关着鸟的笼子。

**最重要的是，笼子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大小以适应笼中鸟的大小。当鸟儿长大时，笼子也需要变得更大一些，让鸟儿享有更过的空间和自由**。

• 红帽子

  整个80年代，中国政府始终无法走出意识形态的困境。【老玩阶级斗争】所以，私营企业需要向国营企业或有关主管政府部门支付一定的”管理费“，才能在他们下面挂名，取得一个非私营的名分，俗称戴”红帽子“。这是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保护伞。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农业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有关计划经济的辩论以及”打击经济领域犯罪“运动的影响。】

邓小平和陈云，以及他们代表的不同思想的共存，意外地让中国政府摆脱了”独角戏“的局面。陈云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邓小平提倡的实用主义改革精神的重要部分。

如果社会主义可以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那么所谓的全能的思想只不过是知名的自负而已。【市场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就在于信息的不对等】

• 海外留学

  从80年代开始，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们把赴美留学看做他们求学道路的最好机会，甚至中国领导人的子女也被送往美国留学，而在四五十年代，他们父母留学去的是莫斯科。【直到现在，留学的主要地方依然是欧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90年俞敏洪创建《新东方》正是在这样的大浪潮中诞生。】

• 市场经济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决定》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即使中央计划经济不在是社会主义的神圣支柱，集体所有制依然被认为是社会以主义经济的基石。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接受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体系来协调劳动分工；市场经济接受它，计划经济拒绝它**。

在市场经济中，定价机制协调经济中的资源流动；它首先告诉我们资源有多种用途，相互竞争，也告诉我们每种用途的回报率，随之而来的便是引导资源流向回报率或利润最高的地方。

• 股份制

  1986年，终身受雇于一个雇主的社会主义“铁饭碗”体制开始改革。股份制公司取代合同责任制，成为国营企业改革的另一种选择而被广泛采用，推进了工业改革的进程。

  1978年以前，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由中央政府所有，接收财政部的监管，其主要职能是为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提供资金支持。银行业改革后，形成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分管不同的业务。

在承包责任制下，国营企业管理者对短期收益高的项目充满了积极性，将长远的问题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任，最终将所有的问题推给了国家。

【尽管，承包责任制源于农业领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两者有区别。土地承包给农民，不好好管理和耕种，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收入以及下一代的耕种问题，而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农民自己；而工业领域的中承包制，企业的管理者对企业的“拥有感”相对较弱，他们只是一段时期的任免，好的业绩才能带来职位的提升，所以短期收益高的项目就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有利于企业长期的发展的问题就会被搁置，最终推给了国家。】

• “治理整顿”

任何经济改革都会牵扯到游戏规则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定有赢家和输家。

即使所有人都在改革中过上了好日子，在绝对意义上都是赢家，许多人在收入阶梯的相对位置上却很难不发生变化。从相对收入来看，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是输家。【好形象，这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同步提升的根源。】

• 制度变迁与发展

中国经济改革始于观念的革新，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美德。

追求自身利益往往是人们学习的主要动力。

总的来说，制度变迁受思想和利益的双重影响。逐利当然是制度的重要推动力，但制度如何变迁却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左右。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利益冲突和思想冲撞，改革往往会因此受阻。经济学里，解决利益冲突的途径是**产权与市场竞争**。

泛泛而言，制度有着两种相互关联却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1）制度并非天然的，而是人造的工具。2）制度深深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创立和运作，以及社会中界限的划分和强化。

整个80年代，中国政治变得更加理性化。得益于两个机制的发展：1）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政治，他们的利用专业知识以及无党派的特征淡化了政策辩论的政治色彩。2）中国法律体系的重建。法律民主是政治稳定的关键。

5.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 危机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近10年的经济强劲增长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遭遇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危机。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僵持”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正如一些学者所准确观察的那样，那么当时的政治趋势则正在将经济往回拉。

  幸运的是，中国很快重新找到了回归市场体制改革的道路，把摇摆不定的政治抛在身后。

  在改革被普遍质疑为背叛社会主义的政治环境下，把改革和开放政策区分开来是明智之举，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相比之下，对外开放的政治敏感性较低，因此也没那么容易受到政治上的攻击。这其中的关键是，改革在争议中，而开放则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和拥护。

改革开放的含义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1990年4月成立的上海浦东开发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在90年代初期最为显著的发展标志。上海便是从这时起开始复兴，并逐渐成为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两年后，即199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浦东新区。

• 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经常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改革开放年

  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在全国的传播，反对改革的思想开始消退，政治氛围再一次被改变。中国人事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92年有多达12万政府公职人员辞职从商，而停薪留职从商的更是超过了1000万人。1992年也因此被称为”改革开放元年”。

  1992年10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正式地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1992年，中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解除价格管制的决定。

• 新的税制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宣布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税收制度。新税制带来的最根本的变化是，它让中国的企业摆脱了中央财政政策对其直接而快速的影响，同时将微观经济环境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分离出来。

• 产权界定

  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企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上市公司有些相像。第一，企业所有者的概念都是模糊的。国企属于“全国人民”，而上市公司属于股东。第二，上市公司的运作遵循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法律和经济制度，而中国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多在于国家没有建立一个合适的监管框架。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下，改革并未触及所有制结构。

在产权经济学中，权利界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根本条件，这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即政策制定者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 国企改革：股份制

  国企改革所面临的主要现实因素包括两个。第一个是，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业以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的顾虑。第二个是，国企的“铁饭碗”的制度。

  “铁饭碗”制度从根本上将中国工人及企业维系在了一起，从职业生涯的第一天开始到生命结束，职工都将与他们的企业共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国企的员工，实际上是为其单位所有。

  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意味着改革的结束。中国政府认识到，公有制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来刺激国企管理者及职工的积极性。

  尽管企业的改革借鉴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但是两者却有极大的区别，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家庭组织单位小，机动性强，而企业组织庞大，难以驾驭。

  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1.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永远面对诗经选择，经不起市场考验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其劳动力和资本将会释放到市场中进行重新整个。2.国企内部人员，包括管理者及监管者，对企业资产的非法倒卖是导致企业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物竞天择“是市场的唯一法则，无法在竞争中生存的企业将破产，经济资源只在更懂得利用它的企业中流动。

没有什么秘诀能让企业屹立不倒，只能接受市场的检验。

股份制和股份化能带来的好处远不如激励机制的改善。首先，股份制能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提高生产力。其次，在市场经济中对资源进行分配实际上是个哈耶克式的探索过程。**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能让资源在一开始就被最有效的利用，资源的有效利用在任何经济里都不是给定的前提**。

除了通过试错，挖掘使用资源的新途径和新方法，逐渐学习如何合理分配资源外，企业家们别无他法。

资源分配与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对资源利用的探索是必然相关的。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许多新产品被作为试验品不断投入市场，会有新企业出现，也会有旧企业被淘汰，约瑟夫·熊彼特对这个过程给予了一个准确的描述——“创造性破坏”。